7月3日，明孝陵申遗成功20周年。我市还有两个申遗项目“在路上”——南京是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的牵头城市，“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保护和申遗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拥有国家级、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867处942点，公布一般不可移动文物1596处1599点，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2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村）3个。对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深沉热爱，已浸入城市管理者、文化守护者和市民心中，形成守护历史文脉、传承中华文明的强大合力。

考古前置“先考古、后用地”实现保护与建设双赢

(资料图)

栖霞山脚下，一座明城墙砖官窑考古遗址公园呼之欲出。2016年，栖霞区官窑山发现大型明代砖窑遗址，成为当年南京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处遗址是通过考古前置发现，考古发掘结束后，如何保护？根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示的《南京明城墙砖官窑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这里将建明城墙砖官窑考古遗址公园，未来市民可以逛南京城墙砖窑博物馆、官窑村文创小镇。

近年来，南京在全国率先实施“先考古、后用地”的考古前置模式，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一批文物遗迹得以充分保护。考古前置，把文物保护工作由“被动跟进”变为“提前主动”、由“不可知”变为“早规划”。在城市快速发展中，我市通过考古前置统筹处理地下文物保护与古都型城市建设发展的关系，探索出了“思想统一、立法先行、部门联动、优化流程、严格管理、加强保护”的基建考古“南京实践”，实现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双赢”。

2016年7月，为配合栖霞区栖霞街道官窑村一个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南京市文物部门对项目用地进行了全面勘探，先后发现了近百座窑址，其中大多数为明代砖窑，一座沉睡了650年的官办窑厂因此重见天日。

“2016年至2019年，为配合基本建设，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官窑山及其附近地区考古发现一处大型明代官窑遗址，包括100多座窑址，还有大量的古代墓葬和烧坑。鉴于考古成果的重要性，我市要求基本建设避让，并规划建设约60万平方米的明代窑址考古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以加强对该遗址的保护、利用和展示。”据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南京官窑山砖窑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进行公示，征询公众意见。规划中的南京官窑山砖窑考古遗址公园位于峨嵋山区域，面积为59.8公顷，遗址公园内将建南京城墙砖窑博物馆、官窑村文创小镇等。

据了解，对所有需要保护的重要文物遗存，市文物部门组织文保专家充分评估，积极协调规划、建设部门，按照“规划避让、规划融合、迁移保护”3种模式分类实施。明代官窑山遗址采用的是“规划避让”模式，由于用地条件限制，不能采取改变规划实现文物保护要求的，实施“规划融合”模式，采用建设与保护相结合的办法，实现因地制宜的原址保护。近5年，有石榴新村城市更新、六合区复兴中学地块、鼓楼区天妃宫小学地块等7处重要地下文物遗存以与建设规划相结合的手段，得到了有效保护。

随着原始地面貌的不断变化，在有些地下文物遗存难以进行原址保护的情况下，根据文物安全需要采取了“迁移保护”措施。经过“迁移保护”，有的文物放置博物馆进行展示利用，真正实现了让文物活起来；有的进行集中放置，更有利于今后的保护与管养。近5年，有12处考古发现的文物遗存进行“迁移保护”，实现了文物遗存的妥善保护，保证了重大建设项目顺利推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修缮保护最大限度保证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

6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钟训正在南京逝世，享年94岁。他的去世，再次让人想起他为南京作出的贡献。当年，南京长江大桥当初桥头堡的设计选用的正是钟训正的设计方案。

2016年10月，作为南京市不可移动文物，集荣耀与伤病于一身的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正式进入封闭维修改造阶段，历时20多个月后，于2018年12月恢复通车。在此期间，南京长江大桥文物保护设计项目负责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导师淳庆教授，在钟训正院士位于四牌楼附近的家中对其进行了一次访谈。两代东大人都与南京长江大桥有深厚渊源，并成就了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维修文物保护项目成功入选第五届“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工程领域的最高奖项。

通过那次访谈，大桥的保护与利用、继承与创新，成为淳庆在大桥文物修缮中必须平衡的一项使命，其中，桥头堡的水刷石、大桥上的栏杆和浮雕等，都经历了一次次实验室级别的考验。淳庆告诉记者，因为对近现代特大型桥梁的文物保护设计尚属首次，可参考的资料和可借鉴的经验很少，同时要考虑到整个维修面临“涉铁”部分，这意味着只能等下面的铁路空着时才能对“涉铁”公路桥进行维修。通过现场勘察、查找原始图纸、老照片的比对、历史文献的研读，以及对参与设计师的访谈，基本摸清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历史，包括大桥的历次维修记录。最终，他们拿出了长达几百页的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文物保护设计方案。

“尊重历史，做科学合理的保护。要最大限度地保证文物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即保存文物的形制、结构、材料和工艺，同时对其组成部分不做增删。”在淳庆看来，不可移动文物维修强调使用材料的兼容性、可逆性和协调性，要认识到科学发展的时代局限性，给未来文物的保护修复留下可操作空间。所以修缮一方面要在传统工艺方面做一些传承，另一方面也要进行创新。比如全桥工地钉孔达1552000个，其中除铁路纵梁部分共用58000个高强度螺栓联结外，其余1494000个钉孔全部用铆钉联结。而这种铆钉的制作和安装工艺都失传已久，但在那次修缮中还是得到了恢复，其中6000多颗进行了更换，并依然采用当初的热铆工艺。

在南京，对文化遗产进行修缮保护是常态。南京鼓楼位于南京城中心钟山西延的余脉高岗之上，自古便是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现存鼓楼由明代城台与上方清代碑楼组成。城台面宽43.8米，进深22.5米，连同碑楼总高达到22米，1957年定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南京地铁四号线下穿鼓楼施工结束后，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鼓楼最完整全面的一次保护修缮工作。2019年，修缮后的鼓楼荣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此同时，我市还强化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加强文物集中片区保护展示，对文物资源及周边环境风貌进行保护管控。10年来，市级以上文保单位新增56%，全面完成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的划定和公布工作。

高科技护航文化遗产保护更智慧更高效

67.07米，是南京城墙的最高点，位于太平门至富贵山段；11.97米，是南京城墙的最低点，位于卢龙胜境至定淮门段；19.23米，是南京城墙的最宽处，位于集庆门至东水关段；0.97米，是南京城墙的最窄处，位于卢龙胜境至定淮门段……这些数据都是首次确定并对外公布，来自南京城墙“一张图”。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建成的“南京城墙‘一张图’文化遗产数字档案系统”，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利用三维扫描完成南京城墙的三维数据采集，获取、保存南京城墙最早的文物信息数据，建立了最早的南京城墙文化遗产数字档案。同时，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按照“数字化—信息化—智慧化”建设步骤，将南京城墙历史、地理、修缮等全维度数据整合在“一张图”上，建成南京城墙“一张图”文物资源管理平台，为南京城墙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展示与利用提供精准数据支持，助力中国明清城墙申遗。近年来，南京城墙研究工作可谓全面开花，结出累累硕果。这离不开南京城墙基础研究工作创新的“4+1”模式的助力。“4+1”，即南京城墙的基础研究工作紧紧围绕一个学术研究品牌、一个国际组织、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一个科研模式和多项学术课题研究开展，让城墙研究走向世界。

除了牵头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我市也高度重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保护和申遗工作。南京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官方贸易的重要中心城市，其丰富的海丝遗产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目前，我市与广州、宁波等34个城市组建“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合力推进申遗工作。南京拥有石头城遗址、明故宫遗址、龙江船厂遗址、浡泥国王墓、天妃宫、静海寺、大报恩寺遗址、郑和墓、洪保墓、净觉寺等大量与海丝密切相关的历史遗存。2016年，国家文物局明确龙江船厂遗址、浡泥国王墓、郑和墓、洪保墓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点。在2019年召开的第三届海丝联合申遗城市联盟联席会议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南京明故宫遗址列入海丝申遗潜力点。

在高科技、大数据的赋能下，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更加智慧、高效。

我市各海丝遗产点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监测要求，持续开展遗产监测数据采集和录入工作，截至2022年底，通过监测云平台完成遗产点基础数据库3大类22项203件信息录入、43418项监测信息采集工作；完成遗产点实体档案116卷、1582件的整理、录入及上架工作。市海丝遗产研究中心编制南京海丝遗产监测年报的做法更是被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海丝联合申遗城市联盟中重点推广。

对已经申遗成功的明孝陵，保护也一刻不能松懈。为提升明孝陵文物预防性保护水平，2014年，《南京明孝陵监测预警系统》项目正式启动，成为明清皇家陵寝系列遗产中第一个建设遗产监测体系单位。2020年6月，项目试运行。该体系能够24小时对明孝陵进行动态数据监测，通过测算游客量、监控地面沉降等方式，借助激光探测仪、声波探测仪、视频监控、红外线监控等先进的高科技手段，更好地对其管理。并且还能实时预警，一旦发现游客人数过多，或者地面沉降异常等，系统就会自动报警，管理部门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情况，采取措施，实现治“小病”、防“大病”的功效。

古都南京，拥有着历史给予的众多宝贵馈赠。对文化遗产细致入微的保护，丰富了南京的历史内涵，活化了南京的历史场景，让城市文脉得以延续、让城市文化基因得以传承。